这两篇从北京图书馆发现的清代碑文!解读了老包头古庙的百年谜题!

摘要: 两篇从北京图书馆发现的清代碑文!解读老包头古庙的百年谜题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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铭以志之,流传千古。


古人修桥、立祠、建庙,总会树立一通或几通石碑,一是为了纪其事、述其功,二是为了表彰捐资者的功德。


这样的举动,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幸运,许多为正史所不屑而又为野史所不暇的历史细节,由于这些石碑而得以流传。


中国文化的厚度,既在于汗牛充栋的史籍,也在于遍布城乡的古碑。


包头老城之内,建有一座南龙王庙,位于葱郁的菜园中。


据当地老人讲,它有着古老的身世,更有着灵异的传说。


然而,可以记述其事的庙内古碑,早已荡然无存,往事变得扑朔迷离。


一、碑文重现


据说,南龙王庙内,也曾碑碣林立,可惜屡遭动荡之后,如今无一幸存。


因此,关于它的始建年代,历来颇多争议。


一、修纂于日军侵华时期的《包头市志》(完稿于1943年),为包头地区最早的地方志,在“南龙王庙”项下注有:“在东门内,其庙建于清光绪元年(1875)。”

二、《包头史料荟要(第5辑)》(1981年6月)载有《包头寺庙建立情况》一段文字,写到:“(南龙王庙)清道光十三年(1833)兴建,位于城东南角菜园内,面积不大,但却非常精美壮观。”


此后,包头史料文章大多沿用“建于道光十三年”这一说法。


然而,三年之后,《东河文史(第1辑)》(1984年11月)刊载了《有关南龙王庙兴建时代的探讨》一文,对以前的两种说法提出了异议:


最近我在北京图书馆查阅到重修南龙王庙“碑文”和“小记”。小记云“镇(包头镇)之东南隅,旧有龙王庙一楹,系土默特蒙古所建。不知建于何时,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,越乾隆间,农民渐集,益以禅房、山门、钟鼓乐楼……”等语。碑是光绪元年(1875)所立。据此可知,早在康熙五年(1666)之前已建庙。《碑文》还记载“新庙肇于康熙,修于乾隆,迄今二百余年矣”,兴建于道光年间之说,恐为传说。


就在这册《东河文史(第1辑)》之内,还刊载有《包头的传统庙会和社戏》(作者:韩怀信、郝秉忠),再次提及南龙王庙的碑文,并由此推断“说明该庙最晚在明末清初已建”。

这两篇文章,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。


在大家的意识之中,老包头是由清代“走西口”而发展起来的移民村镇。社会发展从来都是“先有人烟,再有宗教”。南龙王庙的始建时代,怎么可能早于移民时代,竟是“明末清初”?


或许,是为了解开大家对于“碑文”与“小记”的种种疑问。


1985年7月,《东河文史(第2辑)》刊载了郝秉忠先生辑录的《重修南龙王庙小记》与《包头城内南龙王庙碑文》,并且注明了出处“见(日本)菊地清的《包头之蔬菜园艺农业灌溉》一书。”


南龙王庙碑文,终于重现!

二、追溯往事


夺得了皇帝宝座的满洲贵族,始终难以完全信任那些匍匐在阶下的汉人,他们更愿意扶持同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蒙古人,作为可靠的藩属兼盟友。


登基伊始,大清皇帝便在新的疆域地图上,沿着明长城,划下了一道醒目的红线。红线的北侧,是塞北草原,把汉人统统驱逐,随之赏赐给蒙古人,成为专属的游牧地。此后,擅入这个禁区的汉人,按律重罚,甚至会被斩首示众!——这就是大清王朝有名的禁边政策。


从顺治年间到康熙初期,正是禁边政策最为严厉的阶段。老包头地区,只许蒙古人游牧,绝对禁止汉人耕种与居留。


因此,与农耕汉人息息相关的龙王庙,不太可能修建于这个时期的老包头。


难道,它竟然是修建于此前的明朝?


明朝嘉靖年间,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的土默特首领阿拉坦汗(也称俺答汗),崛起于漠南蒙古。


阿拉坦汗深知,要想持续“蒙古中兴”的荣耀,光有奋勇拼杀是不够的,还得要有充实的物质基础。于是,利用各种机会与途径,虏掠、收留及召募汉人前来塞北草原,推行轻徭薄赋的措施,鼓励他们种地、打铁、纺麻、造纸……


于是,以美岱召为中心的土默川(也称丰洲滩),陆续建起了一处又一处的“板升”。板升,是指汉人在蒙古地区所建筑的房屋及开辟的田地,后来泛指当地所筑的村庄与城镇。


鼎盛时期,定居土默川的汉人多达十万之众。为了取得阿拉坦汗及原住蒙人的认可,他们学蒙话、习蒙俗,与蒙古部族相互影响、相互同化,亦汉亦蒙。


老包头,位于土默川的西缘,当时迁往此地的汉人也为数不少。南龙王庙,大约就是那一时期所建,用以祈求龙王保佑风调雨顺、耕种丰收。


或许,当清朝统治者将汉人驱出蒙古草原之时,一些已经蒙化的汉人自称为蒙古后裔而获准留下。他们的血脉里依然流淌着部分汉人先祖的血脉,依然有着龙图腾的崇拜。


因此,就有了《重修南龙王庙小记》开头所写的:“镇之东南隅,旧有龙王庙一楹,系土默特蒙古所建。不知建于何时,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。”


康熙二十九年(1690)开始,康熙皇帝先后三次亲征纵横于蒙古地区的噶尔丹反叛势力。连年征伐,粮草及军需供应吃紧,从而催生了随军服务的山西籍旅蒙商,也正式开启了晋陕汉人到草原耕种的“走西口”序幕。龙王崇拜,随之回归包头地区!


久远的岁月,模糊了年轮,南龙王庙始建的具体年代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风烟。


三、始建年代


基于包头历史的认知,再对旧时碑文予以琢磨,南龙王庙的始建年代,逐渐有了定论。


一、那本被包头文史爱好者视为书案必备资料的《包头史话》,由中共包头市委宣传部于1994年7月编成,主编为德高望重的李绍钦先生(原包头市志史办主任)。在其《南龙王庙碑》文中写到:“这一碑文和小记,提供了许多历史信息。早在康熙五年之前,这里便有了龙王庙,而且匾额已坏,进行补修。这和明代史料所说,阿拉坦汗后期,丰州滩有十万汉人来此升板筑房垦田之事吻合。据刘宝窑子和刘柱窑子老人回忆,他们的祖先是明嘉靖年间,从山西河曲县大瓦村迁来。”


二、2009年9月,“包头文物考古丛书”之《包头老城》出版,主编为张海斌先生(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处长)。书中有数篇文字涉及南王庙,认为“南龙王庙是包头旧城兴建最早的寺庙,始建于明朝末年。”


三、2010年9月出版的《老包头寺庙文化》,由知名学者柳陆、朱丹林、刘寒霓编著,在其《南龙王庙》一文中也写到:“南龙王庙建庙时间,可以推算到明后期阿勒坦汗时代。”


由此,南龙王庙的始建年代,从日伪时期《包头市志》所说的“光绪元年”,延至“道光十三年”,又延至“明代末期”,逐步接近真相。


日伪时期的《包头市志》是由孙斌(字鸣琴)所编,此人乃是老包头有名的饱学之士。在写至“神教志”之时,所记11座寺庙,唯有南龙王庙标明了修建年代,却写为“建于光绪元年”。这样的失误,颇为令人不解。


或许,孙斌先生并未亲睹碑文,只是听闻“南龙王庙内古碑上有光绪元年的字样”,便将重修立碑之年,误认为始建之年了。


可见,做学问,不能偷懒、不能偏执,更不能偏信。


当然,这也难怪孙斌先生等人,老包头文化晚开,大家对于人文底蕴很是缺乏自信。曾几何时,把庙宇的始建推为清初,已属胆大妄为了,何况,竟敢推至明末!


好在,如今太平之世,学问日益深刻,真相终会得到公认。

附录:


重修南龙王庙小记


镇之东南隅,旧有龙王庙一楹,系土默特蒙古所建。不知建于何时,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。越乾隆间,农民渐集,益以禅房、山门、钟鼓乐楼。局面虽不宏敞,然有特异者:神座后有小孔,探之不知深浅。相传下有洞府,遇亢旱,祷则雨。盖虽地效其灵,而其实神为之力也。乃历年既久,神像剥落,殿宇倾颓。居斯土者,目击心伤。每欲修葺,而阻于工巨。光绪乙亥春,公行总领倡议重兴,园行与各社源源乐助。于是,鸠工庀材,黝垩丹青,以次递举。因旧庙颇小,将旧殿展荡数丈。殿既成,移神像于其中,及窥旧日之洞口,渺无痕迹。经新殿神座后,小孔忽现,匠氏泥封之,而交睫复然。住持僧曰:此系旧洞之变化,宜听其自然,不可弥也。噫!旧殿已没,新殿甫成。其孔之没,有如是者,此真非常之应灵,人莫能测,不有以志之,不将终于不传乎?夫天下胜地名区,古迹胜境,载在史册,传于后世者,皆有心人恐其湮没也。余为之记也,亦若是焉耳。至于原祀新添诸神配像,以及施财众士,别有碑记,无庸予之繁牍也。是役也,二月经始,九月告竣。予乐其神之灵而成之速,将见庙貌威严,聿昭重新之象,即知神灵默佑。常闻:大有之歌,一方之辛,万家之福。爰执笔而为之记。


大清光绪元年岁次乙亥秋九月

山西河曲县贡生邬宝熏沐撰并书



包头城内南龙王庙碑文


古语云:太平之世,五风十雨。是知万物非雨不生、非风不畅,而农家之资风雨为尤切。包镇旧有龙王庙,为农民祈雨之所,先辈建之于东南巽地,以主风神以降雨,亦此意欤?然庙肇于康熙,修于乾隆,迄今二百余年矣,造化日新,物极必变。园行久欲重建,而力不胜,因竭力醵赀千金,付托公行。公行诸君子出其鼎力,慨然主成其事,插田基而拓之增之。七八月之间,翚飞鸟革,焕然一新。正殿五间,山门三间,禅堂香积,以及钟鼓乐楼皆备焉。殿上塑龙王、轩辕、梅葛二仙、鲁班、夏公,金碧雕垩,神灵赫濯。自今以往,和风甘雨,以生以畅,民物咸遂,神功斯彰。既陈颠末,复赞以铭辞,铭曰:赫赫龙天,宏此亭毒。雨雨风风,相我耕凿。出作入息,浑忘帝力。时循太平,民安怀葛。无取滋黩,矢事祷祝。予之记言,丰于饶舌。布施芳名,寿斯贞石。

代州儒学生员解景云撰

阳曲县杨维林敬书

河曲县贡生邬宝题额

(蒙古)海宝、复成玉、公顺园、李光明、李海、复盛园、尹震威、董文锦、德盛林、广泰园

大清光绪元年岁次乙亥九月吉日立


备注:

1、《小记》和《碑文》见日本人菊地清《包头之蔬菜园艺农业灌溉》一书。

2、《小记》和《碑文》系郝秉忠辑录。

3、《小记》和《碑文》最早刊于《东河文史(第二辑)》(1985年)。

4、原文为繁体汉字,辑录时改为简体字。

5、原文无标点,系辑录者所加。

6、康熙五年,即公元1666年;光绪元年乙亥,即公元1875年。


作者简介:徐麦涵,1989年6月出生,内蒙古包头人。南昌大学宗教学硕士、南昌大学历史学博士在读,包头市南龙王庙住持、内蒙古道教协会副会长、包头市道教协会会长,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(京东大鼓)传承人、东河区曲艺家协会主席,包头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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